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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史探微》:陳寅恪親傳弟子,開講歷史細節之趣味


國史探微副標題: 巨集觀視野下的微觀考察作者: 楊聯陞 出版社: 中信出版社出版年: 2015-7簡介|《國史探微》是知名史家楊聯陞國史研究的文集,收其十四篇博綜融會、洞悉精微的國史專論,依照論文性質,以類相從為序.從世界秩序、朝代興替、地方政制到作息時間、國史上的女主、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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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史探微


副標題: 巨集觀視野下的微觀考察

作者: 楊聯陞

出版社: 中信出版社

出版年: 2015-7



簡介|《國史探微》是知名史家楊聯陞國史研究的文集,收其十四篇博綜融會、洞悉精微的國史專論,依照論文性質,以類相從為序。從世界秩序、朝代興替、地方政制到作息時間、國史上的女主、人質研究等等,兼收並蓄,文章著眼點皆為前人所未發,如帝制時代作息表,經濟上的數詞與量詞等,皆探求精微,力求深入,可為治國史者提供新的視野、新的途徑。


作者|楊聯陞(1914-1990),曾就讀於清華大學經濟系,在陳寅恪的指導下完成畢業論文《租庸調到兩稅法》,後赴美,任教於哈佛大學。五十年代當選為臺灣“中央研究院”院士,有《中國制度史研究》《中國貨幣與信貸簡史》《漢學論評集》等著作多種。

楊聯陞從經濟史入手,兼治文史,曾為趙元任先生助手,與胡適談詩論學二十年,在人文學科和社會學科諸領域都做出了開創性的貢獻,對世界第一流漢學家的作品多有評論,享有“漢學界的檢察官”之美譽。


楊聯陞教授在國際上以學術辨析能力與才思敏捷著稱,是幾代學生所親切懷念的好老師,是協力培育與造就美國漢學的先驅學者之一。

——哈佛大學



總之,楊聯陞的學問繼承了中國百科全書式學問的優良傳統,發揮其個人天賦之才,在廣闊範圍的資料中,以細緻嚴密的分析作出綜合性結論。

——戴密微(Paul Demiéville)



楊聯陞教授受過最嚴格的現代學術訓練,是最傑出的中國史學家。

——葉理綏(Serge Elisseeff)



楊聯陞教授最難得的不僅在於才華卓越、思想敏銳,而且更在於性情醇厚;這三種性質同時集於一身是不多見的。

——錢穆



國史上的人質

楊聯陞



中國一直到17世紀中葉,為了保證而使用人質,就形成一種制度,一直存在著。從《左傳》記載公元前720年周、鄭之間著名的交換人質 ,到1637年與1645年間北韓的人質送給滿洲統治者 ,無數互換人質或讓與人質的實例均可為證。中國和異族王朝都發覺這個制度是極其有效的。


中國曆史上的人質或可約略分為下列幾類:


1. 互換人質——以保證兩國或兩個其他團體之間的友好關係。


2. 單方人質——以保證臣服與效忠。


a.“外國人質”可能是兩個交戰國之一,在為停戰或投降的交涉中,從另一國取得。在比較和平的時期,人質可能是強國自弱國,或宗主國自其附屬國、獨立的部落,或者是領主自其團體中的個人向他輸誠時取得。


b.“國內人質”可能是統治者自其軍事將領或文官方面取得,特別是從那些沿邊駐扎或派遣出去的遠征軍的將領中取得。


在所有的例子中,人質通常是遣送者家族中的一員,而大多數的情形都是他的兒子。在同一事件中,人質也可能索自幾個家族。中國古代有一個極端的例子發生於公元前501年,當盟約交涉時,衛國國君被兩個晉國官員所侮辱,其後,發生了下述的有趣情形:


衛侯欲叛晉,而患諸大夫。王孫賈使次於郊,大夫問故,公以晉詬語之,且曰:“寡人辱社稷,其改卜嗣,寡人從焉。”大夫曰:“是衛之禍,豈君之過也。”公曰:“又有患焉,謂寡人必以而子,與大夫之子為質。”大夫曰:“苟有益也,公子則往,群臣之子,敢不皆負羈紲以從。”將行,王孫賈曰:“苟衛國有難,工商未嘗不為患使皆行而後可。”公以告大夫,乃將行之。行有日,公朝國人,使賈問焉,曰:“若衛叛晉,晉五伐我,病何如矣。”皆曰:“五伐我,猶可以能戰。”賈曰:“然則如叛之,病而後質焉,何遲之有。”乃叛晉。晉人請改盟。


很明顯的,衛侯和他的大夫王孫賈在這次大規模的索求人質中,以激怒其國人而占得優勢,而且並未遣送人質前去晉國。但是,以統治者和大夫之子作為人質的情形在春秋時期以至後代,仍然是層出不窮。


雖然最初所載獲取人質的例子是基於相互的基礎之上,但是,即使在春秋時期互換人質也是很罕見的。除了上述周、鄭的情形以外,我們猶能舉出公元前610年晉、鄭之間的互換人質,與公元前512年宋公和其國內勢族華氏之間的交換人質。在後代,人質宛如一項規定一樣,全是處於片面的基礎之上。


在本文中,我將略述各朝代中一些外國人質與國內人質的重要例子,並且以中國對於人質之傳統觀念的討論作終結。



外國人質


漢朝的標準策略是以取得人質來控制夷狄小國。為了這個目的而被遣來的王子稱為“質子”或“侍子”。“侍子”這個名稱的使用,乃是由於這類人質經常被任命為宮廷的侍者或充當皇宮的衛士。他們居住於京師,並且受到親切的接待。另一方面,他們也要遵守中國的法律與刑罰。因而,我們知道在武帝時,一個來自樓蘭的質子曾經被處以宮刑。


更有趣的,漢代的匈奴也向它的屬國索求人質,以作為忠誠的保證。西域的一些小國發覺他們正處在中國與匈奴的夾縫之中,於是不得不同時遣送人質到這兩國。因為質子通常向他所居處地的王室表示友善,因此在他返回故國爭權時,便能得到有力的支持。有時候歸自匈奴的王子和歸自漢朝的王子之間,也會進行激烈的戰爭,這就構成了兩大勢力爭奪西域控制權的重要因素。 當匈奴為漢朝所敗而漸趨衰微之時,他們也遣送人質到中國,特別是在公元前53年和公元前20年。


對外國人質的詳細研究足以顯示一個王朝對外拓展的程度與方向。例如,在公元45年後漢初期,西域的十八個國家向漢朝朝貢,並遣送人質以請求漢廷在西域設置都護。然而,皇帝並未覺得中國足可控制這個地區,遂令其人質返國。 五十年後,經班超大力提高中國在中亞的影響力與威望之後,西域有五十個以上的國家投降漢朝,並遣送人質到中國。 2世紀初年,鮮卑首領為對漢輸誠,曾在北方邊境上,建立質館,有一百二十個鮮卑部落各遣子為質。


漢朝對外國人質的使用,為中國後世的各朝代所遵循,特別是代表另一個偉大擴張時代的唐朝。各方的質子從邊境被遣送至中國,與漢代一樣,成為宮廷的衛士。來自新羅的質子甚至享有出任副使、陪同中國使節至其本國的特權。 714年,當唐朝國力臻於巔峰之際,玄宗皇帝曾經發佈一詔令,命令有關當局遣回那些留住京師多年而現已不需要的人質。 然而,這次恩赦對人質而言,只是暫時的離家,幾年後,很明顯的,他們再度被索取為人質。


宋朝在征服與擴張上則處於一個衰微時期。但是,這項制度仍然繼續維持,而且人質也來自西方邊界的許多獨立部落(特別是西夏)。但是,人質並未被送至京師,而是由地方當局拘留。大部分情形都發生在11世紀,如《宋史》捲491,頁20上說: 在1003年,有三十二個之多的外族向甘肅東部的原州與渭州的地方官交納人質。從歐陽修為政治家范仲淹所寫的墓誌銘中 ,我們知道在1040年時,範氏曾出任山西的軍事統帥,他允許各個外族的質子能夠自由離去。顯然是由於感激他的仁慈,或者是懾於他的威望,並無人質趁這個機會離去。另外兩件使用人質的史料記載於《宋會要稿》 :1017年宋朝有一道敕令,下令在山西北部的府州建立一“納質院”。這個“納質院”後來可能是由范仲淹管轄。在1069年有一外族首領的岳父在山西西部的秦州充當人質十餘年後,被遣送歸國。這大約已經是1052年,也就是范仲淹死後十七年的事情了。


宋朝另一種外國人質的使用也是很有名的。在1126年,正當宋都開封被女真軍隊圍困之時,經過和平談判,康王與少宰張邦昌被送給侵入者作為人質。 次年,開封淪陷後,女真立張邦昌為傀儡皇帝,但僅僅存在幾個月而已。同一年,康王成為南宋的建國者。


我們並未發現明朝有過外國人質。琉球在成為明的屬國時,琉球王的王子與高官之諸子被允准就讀於南京的國子監。然而,這些身份特殊的學生並未受到人質的待遇,而且這項就學的特權也並未擴及其他屬國。 在1613年,當滿洲酋長努爾哈赤提出將遣送其子給明朝作人質時,一個軍事將領暫時接受了人質,並且高呼這乃是曠典的恢復。但是,朝廷由於難以確定人質是否為滿洲酋長的真正兒子,當即決定拒絕接受。


在非漢族王朝之中,北魏曾接受來自附庸國與外族的外國人質。這些北方酋長的兒子為了避免北魏首都洛陽的暑氣,往往在秋天抵達,而於春天離開。因此,他們在當時的中國博得了“雁臣”這個傳神的稱呼。 在以後的時代,關於外國人質,除了蒙古初興之時,金的統治者和極少數的契丹軍隊統帥與女真人,曾為了與蒙古聯盟而派遣人質之外,可知者甚少。


元朝的人質制度運用得極為廣泛。由成吉思汗所建立的制度是:“凡內屬之國,納質、助軍、輸糧、設譯、供數戶籍、置達魯花赤。”當人質年老或死亡時,必須有人來遞補他們的位置。所有的要求都很清楚地記載於1268年向高麗發佈的敕令之中。


蒙古所要求的人質顯然是與人口成正比的。在降人耶律留哥的例子中,即可看出比例為百分之二,而耶律留哥乃是曾在金朝充任軍事統帥的契丹首領。隨著蒙古的興起,金的統治者逐漸對從前的遼人產生疑心,遂下令每一戶契丹家庭必須插置於二戶女真家庭之中。耶律留哥察覺到他的危險處境,乃向蒙古表示歸順之意。當成吉思汗知道耶律留哥統治下的人口總計達六十萬人時(大概多數都是契丹人),他下令必須以其中的三千人充當人質。 像這種外國人質很明顯的和本國人質一樣(本國人質將在下節討論),被編入軍隊。


可能是受到蒙古的影響,滿洲在他們早期的時候也向北韓索取人質,而且範圍不限於北韓統治者的兒子,而兼及於主要官員的兒子。這些人質和他們的家族、僕傭等一起居住於盛京(沈陽)的特定住所。這些質子有好幾次被要求隨同滿洲統治者去狩獵,以及參加與明軍作戰的遠征軍,但絕大多數的時候都是停留在盛京。這些質子也如同國家的特別代表一樣,在爭取北韓奴隸的自由與走私煙草到滿洲之類的事情中,出面和滿洲人交涉。滿洲統治者時常向北韓索取紙、絲或藥品等類物品,人質在盛京往往會碰到這類的要求,或者是索求北韓的產物等。有時候這些需索是出自那些被指定去接收人質的滿洲貴族和譯人的私人秘密要求。


1640年時,滿洲決定指配一些土地給北韓的人質,要求他們耕種,以取代以往他們自宗主國所獲得的糧食,維持他們自己的生活。北韓人當即抗議,他們認為以滿洲如此強盛的宗主國應該能夠供養來自附庸國的人質,但是,他們的抗議並未生效,結果使他們必須雇用已贖身的北韓奴隸和中國農民來耕種土地。要等到1645年,當滿族人在北京建立政權時,北韓人質方被釋回。



國內人質


中國國內人質的歷史較不清楚。兩個關鍵性的名稱——葆宮或保宮,見於《墨子》與《漢書》;另外一個轉化的名稱——保官,則見於《三國誌》,都未曾引起太大的註意。另外一個名稱——質任,見於《三國誌》與《晉書》的片段材料中,卻被一些現代學者所誤解。


《墨子》這部書有關國內人質的文字,出現在討論城池之攻擊與防守的最後幾章里,有一段寫道:“城守司馬以上,父母昆弟妻子有質在主所,乃可以堅守……父母昆弟妻子,有在葆宮中者,乃得為侍吏,諸吏必有質乃得任事。”其他的文字則詳細說明人質應該受到如何友善的待遇,並載明人質各種方式的謀叛都會被處決。


雖然一般認為哲學家墨子是公元前5世紀的人,但討論守城而托名為其所著的這些篇章的年代,卻相當可疑。由於其中含有很多秦、漢時期的官名與機構名稱,這些篇章被認為是漢代才寫成的。 根據《漢書》捲19上,頁9下,武帝在公元前104年改居室名為保宮,甘泉居室為昆台。顯然居室與甘泉居室都是位於長安內外的特別監獄,兩者均由少府管轄。如果保宮這個名稱在公元前104年以前尚未存在,那麼,這個複合詞的使用,當可作為斷定上述一段文字是成於漢代的另一個小證據。


然而,國內人質的起源並不需要與保宮這個名詞有所關聯。4世紀的傳統說明瞭這個機構遠在戰國時代即已存在,這是很可能的 ,因為連坐法的原則是在戰國時代由秦國的法家改革者所制訂。秦朝末年,派遣去和各個反抗集團或革命者作戰的軍隊,非常懼怕如果他們投降敵人的話,他們的父母妻兒將全遭殺戮。這些家庭的成員被當作人質是很有可能的。 再回到保宮這個名詞,史書上說李陵將軍的母親在公元前99年李陵投降匈奴之後,被拘禁在保宮中。 因此,保宮這個地方實際上是武帝用來安置人質的居所。但是,宣帝在位時,保宮已經用在不同目的上。宣帝曾邀請兩位《春秋梁傳》的博士居住在保宮中,並聘為經學的講授者。在公元前51年著名的“石渠閣議奏”之前,這種情形維持了大約十二年之久。 保宮被用來作為具有崇高聲望的學者居所的事實,顯示已經不再作為拘禁人質之用。可能在武帝以後,國內人質的制度業已衰微。


保官、質任這些名詞在《三國誌》屢見不鮮。228年魏明帝給剛剛背叛蜀國,轉向魏國歸誠的將軍孟達的信中亦曾言及。信中寫道:“今者海內清定,萬里一統……以是弛罔闊禁,與世無疑,保官空虛,初無質任,卿來相就,當明孤意,慎勿令家人繽紛道路以親跡也。” 實際上明帝是同時索求外國人質與國內人質的。例如當明帝初即位時,下詔書要各郡、縣報告他們的情勢到底是“劇”或“中平”。在今日河北的涿郡官吏準備報告該郡為“中平”。但是,太守王觀因為涿郡瀕鄰外族,屢受寇害,遂堅持是“劇”的程度。他知道如果該郡被認為是“劇”,那麼他勢必要遣送他的兒子至京師為任子,但是他也瞭解如果是“劇”郡,則百姓能減輕勞役。


就此而論,似乎指出“任子”這個名詞在漢代已經使用, 意即“以子為保證”,乃官員有權向政府推舉他們的兒子之意。大多數的情形是被推舉之官員諸子皆任命為“郎”,這和外族質子被任命為宮廷衛士非常相似。


在3世紀時,質子和任子的意義已經融合了,此可由“質任”這個複合詞得到證明。在這時候,“質任”成為一種義務而非權利,此後薦舉兒子的權利偶爾仍然稱為“任子”,但更多的時候是以“蔭”為名。


不僅是魏國索求國內人質,三國中其他的二國也同樣在索求。這種索求通常包括妻兒甚至有時也有家族中的其他成員。在吳國,這種人質稱為“保質”。 他們被留置於京師或是其他重要的城市之中。


三國之後的晉朝繼續實行這個制度。在晉朝建立的第一年——即265年,晉帝廢止向某些低階層之軍事長官索取人質(質任)的要求。279年,正當伐吳之役迫在眉睫之時,也已不再向某些高階官員索取人質。然而,直到330年,東晉統治者還未取消向將領索求人質。  史書上說北魏第一次以子為質是在首都洛陽,時為526年。這些國內人質來自各州、郡、縣以及長史、司馬、戍主等。 這個辦法的使用,很明顯是因為中國北方與南方發生戰爭,而且有一些邊境上的北魏官員向敵國梁朝投降之故。但是,對北魏而言,欲從這個制度中獲益是太遲了,534年,北魏就分裂成東魏和西魏兩個國家。


元朝按規制索取人質。《元史》告訴我們,貴族、將校子弟被編入“質子軍”,又名“禿魯花軍”,蒙古語對人質、衛士叫作“禿魯花”。 這個制度是成吉思汗制定的,1263年又為忽必烈可汗所重申。根據推測,每一個“萬戶”要遣送一名人質、馬十匹、牛二具, 以及四個農民。實際上統率五百士兵或更多一些士兵的每一“千戶”,必須遣送一名人質、馬六匹、牛一具,以及兩個農民。一個“千戶”雖並未統率如此多計程車兵,但是他擁有一個繁盛的家庭與許多強壯的少男,因而被索取同樣的要求。人質們隨身攜其妻子、兒女以及任何數目的僕人,並得攜帶較索求之數更多的馬匹及牛隻。如果質子尚未成年,則由其他的兄弟或侄子代替,但當他年屆十五歲時,就必須由其親自承擔。“質子軍”一樣也包括達魯花赤的諸子在內。


明朝的開國君主太祖制定了一個所有派往前線攻城的軍事將領的妻子兒女須均加以看管之法令,這些家庭成員不得離開首都南京。太祖也從文武官員中選取年輕者組成兩個衛隊,分別命名為“君子衛”與“舍人衛”,這些措施顯然在明帝國穩固之後就廢止了。


在中國曆史上,獲得人質的一個特殊途徑是把一位公主嫁給一個將領(通常是駐於邊境)的兒子,如此一來,皇室的女婿便居住在京師,成為有實無名的人質。如節度使安祿山的兒子,在755年安祿山背叛玄宗皇帝時被斬於長安; 平西王吳三桂的兒子,在1674年吳三桂泄露其將驅逐滿清出關的意圖時被殺於北京。 這兩個將領的兒子都曾與公主聯姻。這種人質也可以稱為國內人質,雖然他們父親的地位比得上封建領主。



傳統的觀念


不管是國內人質或是外國人質,大體上傳統的觀念是反對人質制度的。在古代著名的周、鄭交質這個事件上,《左傳》有下列的評論 :


信不由中,質無益也。明恕而行,要之以禮,雖無有質,誰能閑之。


另外的例子見於《榖梁傳》 :


誓誥不及五帝,盟詛不及三王,交質子不及二伯(即齊桓公與晉文公)。


在《荀子》這部書中也可看到同樣的批評。 顯然,兩個基本的論點是(1) 索取人質是較晚的制度,代表人與人、國與國之間關係的退化;(2) 就作為一項實際措施而言,這種制度是不可信賴的。


在唐代,至少有過一次強烈的批評,反對外國人質,此即宮廷官員薛登勸告武後放棄這個制度。 但是這種勸告以後就不再有了。著名的政治類書《冊府元龜》(捲996,頁7上—下)中,宋代的編纂者對外國人質提出非常尖銳的批評。唐、宋時代批評者的一般看法是認為不應該允許外族居住在中國境內,因為他們可能探知中國的秘密,造成困擾,對付這些外族的最佳方法是將他們驅逐出鏡。


國內人質制度有時也受到責難,因為它連帶擔保的基本原則被認為不盡公平。4世紀時晉太子中庶子祖納對人質曾提出下列意見 :“罪不相及,惡止其身,此先哲之弘謨,百王之達制也。”另一個4世紀時的學者郗超也提出了相似的論點, 他反對當時認為家族成員之連帶責任亦可適用於上天報應上的通行理論。他說道:“若舋不當身而殃延親屬,以茲製法,豈唯聖典之所不容,固亦申(不害)、韓(非)之所必去矣!”他同時強調這並非佛教的因果報應的方式。在中國,這些個人責任的主張,代表著一個非常重要的思想潮流,可是在後代卻被家族制度更深遠的發展所壓倒。後代的人竟把連帶責任的原則視為不可更易的事實,全盤予以接受。


無視於反對的理由,索取國內與外國人質的制度顯然因為它的有效性而持續下去。它被認為對遠方集團的控制是特別有效的,正如史學家裴松之(372—451)所說的一樣。 理論上,只要人對他的家人或其他一些人懷有感情,便可據此事先察知他們的行為,因此,我們找不出為什麼人質的索求不能代代延續下去的理由。在另一方面,現代這種情形已不再是一種制度,這說明瞭人們終於瞭解以人質作為友善關係、忠誠、效忠的一種保證手段,並非是絕對必要的。


原題: “Hostages in Chinese History,”收於Lien-sheng Yang, Studies in Chinese Institutional History, pp.43—57, 由張榮芳譯出。


本文選摘自楊聯陞《國史探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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