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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問真答:傳銷組織如何給人洗腦 大象公會


“洗腦”一詞雖然經常在日常生活中使用,但並不是一個界定清晰的詞.從傳銷、邪教組織的“洗腦”,到被小蘋果、“羊羊羊”洗腦,再到我國教育界新課改提倡的“教師先洗腦”理念,“洗腦”混雜了莫名其妙的內涵和外延.篇幅有限,我們就只談談與傳銷最接近的一種“洗腦”:如何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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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洗腦”一詞雖然經常在日常生活中使用,但並不是一個界定清晰的詞。從傳銷、邪教組織的“洗腦”,到被小蘋果、“羊羊羊”洗腦,再到我國教育界新課改提倡的“教師先洗腦”理念,“洗腦”混雜了莫名其妙的內涵和外延。篇幅有限,我們就只談談與傳銷最接近的一種“洗腦”:如何利用“精神控制”,操縱某人按照操縱者的方式改變自己的“三觀”。


“廣西一號傳銷大案”在南寧市中級法院宣判,其涉案資金高達23億


簡單而言,人對世界的認知,依賴一套圖式(schema)。圖式是人已有經驗連成的一張大網,這張網包含了人的“三觀”,人的情緒,以及認知的方式等等,是以往的教育學習、生活經歷、觀念信仰的結合產物。在接受新鮮事物時,人傾向於接納與自己的圖式相符合的信息,而排除掉不符合的信息。


由於人更喜歡接受和圖式符合的信息,要通過“洗腦”推翻一套圖式,並且建立起另外一套圖式,似乎難上加難。但實際上,人的認知並不是在一切條件下、在一切誘惑面前,都那麼堅強。


在一戰甚至更早,世界上就已經有了宣傳效果研究的雛形,如政治與傳播學家拉斯韋爾的《世界大戰中的宣傳技巧》。但公認最早的、對說服效果的全面研究,是在二戰期間及之後,由心理學家霍夫蘭等人開展的。霍夫蘭通過實驗,詳細分析了傳播者的權威性對說服的影響、信息本身的說服力如何建構,以及如何說服偏重於理性或感性的人。


著名的實驗心理學家卡爾霍夫蘭


霍夫蘭的繼承者們繼續研如何說服別人的同時,大規模的、試圖完全推翻一個人的價值觀的研究,也是在二戰-冷戰時期展開的。彼時,美蘇兩家都擔心對方用價值觀“洗腦”自己的人民,因而都決定先下手為強。


那時,研究者們採取了不少匪夷所思的策略來研究“洗腦”。為了開發審訊犯人用的“吐真劑”,CIA的官員們甚至在內部聚會上,用自己的雇員們試驗著名的致幻劑LSD(當然,LSD並不能帶來真相,只能帶來胡說八道)。心理學家伊文•卡梅隆試圖用電擊和鎮靜劑的混合作用,洗掉人的記憶,再灌入不斷重覆的、新的內容,獲得的是悲慘的失敗。催眠、潛意識、精神分析都被挨個試了一遍。


蘇聯的研究人員則率先試驗了感官剝奪,使用類似於強光照射、不許睡覺、疲勞姿勢等等。同時,巴甫洛夫的條件反射理論被蘇聯人用在了洗腦上:一遍遍地認罪、強迫承認沒有犯過的罪、打亂生物鐘、沒有規律可言的生活環境,直到洗腦對象崩潰並接受灌輸的理念。美國人迅速跟進,也試驗了這套行之有效的方法。至今,部分監獄依然使用這樣的的逼供流程。


與此同時,社會心理學家們也開始了對社會認知、社會態度的研究。學者們發現,群體的力量,很大程度上影響著個體的看法。1951年,心理學家阿希設計了著名的“從眾實驗”:幾人一組,其中只有一個真被試,其餘都是“托兒”。阿希發現,面對顯而易見的判斷,如果“托兒”集體喊出錯誤的答案,真被也試很有可能——平均三分之一的情況下——隨大流。


阿希從眾實驗內容:判斷a,b,c三條線段中哪一條與左邊的標準線段等長


大家試驗了這麼久,總會有點成果出來。今天我們看到的傳銷“洗腦”,很大程度上利用了當年說服效果、“精神控制”與社會態度研究的成果,加上一代代“傳銷先鋒”的經驗,去偽存真而成的。


這一套模式,首先是外界條件:傳銷組織經常限製成員人身自由,完全控製成員的生活作息,一遍遍開會、培訓,一直開到深夜。同時,壓縮成員的正常生活所需,逼迫成員反覆表態,如有不從則棍棒相加。這與感官剝奪、條件反射理論,何其相似。


其次,有傳播內容和形式的條件:傳銷組織利用人的一般心理弱點,製造“一夜暴富”的傳說,又用親情、友情做捆綁,展開心理攻勢。傳銷組織的邏輯多能自圓其說,非擺事實講道理,很難從內部攻破,組織人員講得熱血沸騰。這有利於說服傳銷的主要受眾——知識水平不高、愛做非理性的“一夜暴富”夢者。同時,組織頭目多將自己偽裝成“權威人士”,豪車美墅、頭銜一堆,以期看上去更可信。傳播內容和形式的設計,與“傳播效果理論”一脈相承。


網路上某些內容也與傳銷組織無異


再次,傳銷組織善於利用群體的力量:通過儀式、集體活動,讓成員們互相強化信念,越來越相信。組織成員經常與世隔絕、不許外出,所接觸的只有其他組織成員。另外,新成員常常是被親朋好友拉下水的,有一層人際信任在,“抹不開面子”時,也會說服自己相信。得益於群體的力量,傳銷組織“洗腦”更加容易。


傳銷組織雖然並沒有直接對人用“幻術”,但其模式對人性的利用之充分,到達了不少人難以抗拒的程度,自然有“洗腦”的作用。邪教、極端政治團體甚至廣告,或多或少也利用了其中的思路。雖然目前尚無防止洗腦的萬能措施,但除了“三觀正”之外,懂得人性弱點、避免被利用,也十分重要。



進化學像地質學、天文學一樣涉及超過人類感官的長期變化,又像氣象學、經濟學一樣具有不可預測的複雜性,所以面對這樣一個問題,我們很難給出篤定的回答。但如果以我的個人見解出發,現代醫學的確會在某種程度上減慢人類進化,但這是暫時的,它隨後又將大幅度地加快人類進化。


在過去的50年時間里,發達國家人口的預期壽命提高了10歲左右,亞洲人口的預期壽命提高了30歲左右,醫療條件相對落後的非洲,人口預期壽命也提高了15歲左右。僅這一項指標就足以證明,現代醫學正在讓人類前所未有地健康長壽。


從1950年到2050年,人口預期壽命曲線圖,藍色為世界水平,紅色為發達國家,棕色為拉美國家,綠色為亞洲國家,黃色為非洲國家


而這又讓一些人擔心,現代醫學讓“本該淘汰的基因”流傳下去,阻礙了人類的自然進化——這就需要具體的討論了。


人類壽命快速增加主要是因為孕產婦和新生兒的死亡率大幅降低、營養不良和衛生不佳造成的疾病得到了有效控制、傳染病學尤其是疫苗的出現讓周期性帶走大量人口的瘟疫銷聲匿跡。這些問題天然地涉及太多變數,病原體的進化速度又太快,進化幾乎不可能在一個種群里“湊夠”基因解決它們,如果人類能在一兩代人的時間里用技術找到對策,就沒有理由認為窮途漫漫的進化犧牲是更好的方案。


但又確實有一些與基因相關的疾病被現代醫學治愈或減輕,除了4000多種單基因遺傳病,諸如糖尿病、腫瘤、心血管疾病等慢性病,以及過敏、動脈硬化、慢性腎衰竭等“文明病”也常常與某些基因有關——這又可以區分成兩種情形:


一種是進化本來就無能為力,這主要是與衰老相關的疾病。當它們的相關基因開始表達的時候,個體已經完成了繁殖,基因已經得到了繼承。有些殘酷的是,現代社會的知識傳播效率非常高,長者很難有什麼獨到的人生經驗,如果在子女成年後較早去世倒能節省一大筆贍養費,讓孫兒得到更多的教育投資,未必全是壞事。


另一種才是“本該淘汰的基因”。比如青少年型糖尿病與多個基因相關,在某些群體里有很高的發病率,但針對性的預防檢測和胰島素註射讓他們與正常人有了同等的生活質量和壽命,所以很顯然,這些現在看來的確有害的基因假醫學之手成功地傳播下去,類似的還有血友病、白化病、苯丙酮尿症等等,甚至闌尾炎本來也是不治之症,讓闌尾更長的基因也有潛在危害。


所以,那一部分人擔心的事情確實會發生,現代醫學讓人類的先天性狀逐漸擺脫選擇壓力,這的確能讓人類的基因庫在相當長的一段時間里停止升級,也就減緩了基因層面的進化,而現代人越來越高、越來越聰明的趨勢主要來自營養改善和教育提高引起的表型改變,尚未達到進化的層面。至於“未來人類腦袋更大、四肢更細、脊柱更短、四個指頭”的說法就完全是根據“用進廢退”的錯誤觀點編造出來的無稽之談,不足理會。


但是,隨著現代醫學的發展,基因治療必然會日漸成為現實,而這一領域一旦被突破,隨之而來的就是“基因定製”:人人都希望子女更加健康、美麗、聰明,如果能在出生前就在基因層面獲得相關的優勢,這必然有著巨大的市場。而不論技術層面有多大的難度,倫理層面有多大的阻礙,作為科技樂觀主義者,我都認為人類修改自己的基因是一件必然發生的事情,甚至可以設想基因修改存在著某種流行趨勢,那麼類在文化層面的進化就和生物層面的進化融合在了一起。


當然,這也意味著我低估了這類技術的實踐難度,這樣的技術也很可能複雜到永遠都不會發生,但我們至少還可以有這樣一種觀念:進化是遠離平衡態的熱力系統的本質屬性,生物進化固然是進化,人類社會一個世紀以來天翻地覆的深刻變革同樣是進化,甚至更加恢弘。




“抄家”是古代文學作品中對某類刑罰一種稱謂。在中國古代法律典籍中的名稱一般是“籍沒”。這種刑罰的內容就是將犯罪人的全部財產充公。中國古代刑罰長期以身體刑為主刑,“籍沒”一直扮演附屬刑的角色,始終沒有獲得正式刑名的地位。但始終十分重要,我們今天的”沒收財產”,就是古代“籍沒”刑的現代版本。


“籍沒”最早出現在什麼年代,學界尚有分歧。其中有人認為,戰國時魏國《法經》中的“籍”就是沒收財產的刑罰,其中“籍”或“籍其家”都是作為嚴重犯罪處以死刑後的附加刑,其內容是沒收全部家庭財產歸官府,犯人妻子罰入官府為奴。


“籍沒”刑在歷代的名稱不盡相同。秦律稱“收”、“收錄”;漢承秦制,稱“沒官”或“沒”。隋代中國刑法趨於成熟,形成鞭、笞、徒、流、死五刑格局,但“籍沒”仍常使用。唐代“籍沒”稱為“沒官”,刑罰更加細緻,分為一般財產沒官與特定財產沒官,比較緊結現代刑法中的一般沒收與特別沒收。宋以後“籍沒”的規定變化都不大,名稱也是在籍沒、沒官等辭彙中稍有變化。直到1911年沈家本主持制定《大清新刑律》,第一次廢除“籍沒”,代以具有保全處分性質的特別沒收制度。


《大清新刑律》中國曆史上第一部近代意義上的專門刑法典


關於“籍沒”的司法實踐,有學者以清代300餘案件為例,認為主要以下五種情況中使用“籍沒”:權臣覆滅,違法官員,“文字獄”,錢糧虧空,逆反(逆:犯人倫,殺人;反:反抗朝廷)等五類。清代權臣覆滅抄家,以康熙八年(1669年)鰲拜案、雍正三年(1725年)年羹堯案、嘉慶四年(1799年)和珅案最為著名。違法官員一般是地方督撫大員因黨羽、貪污、虧空等原因解職判刑後被抄家。“文字獄”是清代抄家的特色,主要是為了防止文字著作繼續流散,重點是“片紙隻字不得遺留”。錢糧虧空是指各級官府倉庫在查賬時發現虧空數額巨大,而責任者不能依限還清的,籍沒家產充公還清欠款。逆反抄家對於家產並無所求,主要是將逆反者的親屬發遣、發配為奴。


從現實情況來看,除逆反外,其他四類案件大多與政治糾紛有著密切關係,其中會涉及複雜複雜的人際關係:同僚傾軋、皇帝好惡,都是“籍沒”執行中的的影響因素。從執行結果來看,“籍沒”、“抄家”在清代有嚴懲、減等、從寬三種情況。嚴懲就是部議定罪後皇帝對刑部意見加等,不但查抄全部家產,還要籍沒直系親屬,“妻子俱發往某地為奴”。減等是皇帝對部議定罪減輕處罰,通常也是針對家人,免於為奴等。從寬則是不僅免於家人籍沒為奴,還給予一定的贍養費。這些情況都與皇帝和臣下之間的情感關係有著密切的聯繫,同時也是皇帝駕馭臣工的手段。


當然,“籍沒”最大的現實作用是提供“藉口”:即在涉及政治經濟多種因素的重大案件的處置中,政治因素本應是案件定罪的關鍵,但皇帝往往選擇以經濟因素來淡化政治因素。“政治案件經濟辦”。新君初立,需要除去權臣才能確立鞏固權威,淡化政治犯罪、嚴懲經濟犯罪,就成為皇帝即使掌握全局、調整人事、平衡權力最為穩妥的辦法。在前面提到的權臣案件中,年羹堯被認定大逆、欺罔、貪瀆等92款重罪,其中經濟方面貪瀆、侵蝕共計33款罪狀。和珅更是以“第一貪”聞名。


年羹堯一度權傾朝野,後被列92項罪名,最終被抄家,被賜自裁


但是要坐實這些經濟犯罪,就需要通過籍沒、抄家這種非常手段,將他們難以面世的財產公之於眾,反過來為權臣的經濟犯罪提供口實。這種“政治案件經濟辦”,用抄家結果來證明定罪合法性的傳統,直到現在都被我們繼承下來。正所謂石頭和包子都能打老虎,有時候包子打老虎更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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