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理財

明清徽商,富從何來?


導讀乾隆皇帝曾經感嘆:“富哉商乎,朕不及也 !” 這裡的“商”指的是徽商.乾隆四十六年(1781年),國庫存銀7000多萬兩,是清朝財力最充沛的時候,猶不及徽州鹽商之富.難怪乾隆皇帝羡慕嫉妒徽商的財大氣粗,從而發出如許感慨.徽商,作為中國明清時期最有影響的商派,從中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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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讀

乾隆皇帝曾經感嘆:“富哉商乎,朕不及也 !” 這裡的“商”指的是徽商。乾隆四十六年(1781年),國庫存銀7000多萬兩,是清朝財力最充沛的時候,猶不及徽州鹽商之富。難怪乾隆皇帝羡慕嫉妒徽商的財大氣粗,從而發出如許感慨。徽商,作為中國明清時期最有影響的商派,從中國眾多的商幫中脫穎而出,風流數百年,是現代商業運作的典範與楷模。


文/倪玉平(北京師範大學歷史學院副教授)|來源:清華管理評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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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以前,中國沒有出現具有地域特色的商人群體。明中期以後,商品經濟迅猛發展,傳統觀念改變,商人隊伍壯大,商幫先後形成。明萬曆年間謝肇制在《五雜俎》一書中說:“富室之稱雄者,江南則推新安,江北即推山右。”新安是徽州的古名,山右為山西的別稱,這句話的意思是說,當時最富有的是徽商與晉商。到了清朝,徽商的勢力進一步壯大,成為最富有的商人群體。


那麼,徽商的資金從何而來,他們又如何管理資金呢?

稱貸於四方大家,償其什二三之息貸本經營

明清時期,徽商自本經營者很多,貸本經營的現象也相當普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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徽人經商向以鹽、典、茶、木四大行業為主。鹽、茶、木這三個行業都需要從事規模巨大的商品販運,耗資甚巨。在這些商業活動中,即便是手握巨資的富商大賈,也難免要臨時或部分地借貸資金,以便乘時逐利。


當時的鹽業經營規模最大,動用資本最多。清朝道光時期著名學者包世臣說,清代兩淮鹽場,每行一綱之鹽,需用本銀兩千餘萬兩,而運商中實際販運引鹽的散商資本不過五、六百萬兩,其餘都來自借貸。《三異筆談》記載這樣一個故事:乾隆初年,有一年除夕夜,徽州鹽商程某因負債銀10萬兩無力償還,躲入揚州鹽運司的鼓樓之上,以逃避討債人的糾纏。程某登樓未久,又有徽商吳某因欠銀4萬兩也來躲債。程對吳說我家裡有白銀5萬兩,自己用不夠,借給你呢還有富餘,你用我這個銀子回去應付一下眼前困境吧。吳某果然借這5萬兩渡過了難關。不久,程在吳的接濟下也恢複舊業,幾乎與大鹽商江春齊名。故事中的徽州鹽商雖然貌似富有,但也往往需要貸資營運。有人甚至在負債於甲的同時還會貸資給乙,從而形成複雜的借貸關係。


為適應大宗木材販運的需要,徽州木商中貸資經營的現象也很多。雍正時,經商於武陵(今湖南常德)的徽州木商方某一次就向旗籍官員王某借貸了五萬兩銀錢。婺源人孫徽五曾經在湖南販運木材,本錢由二十多人湊集而來,不幸失火,木材被燒掉,孫徽五隨之焚毀債券,獨立承擔所有損失,不使其他二十多人受累。


茶葉貿易一向為徽人經營的“巨業”。茶商為了及時採購大批價廉物美的茶葉,往往需要在採摘之前發放定金,完納茶課;茶葉採摘之後,又要補足茶價,加工包裝,遠途運輸,沿途納稅。凡此種種,都需要墊支巨額資金。所以經營茶葉貿易的,借貸也是常有之事。明代歙縣人汪伯齡,年輕時就跟從父兄入蜀販茶,臨行時為了使資金充實借了很多錢,後來經營有方成為大富商。清朝光緒時婺源茶商詹世鸞到廣東販茶葉,正好碰到許多徽州茶商因遭火災,窘困不能回鄉,紛紛告貸,詹世鸞慷慨資助,不下萬金。徽州茶商甚至與外國商人發生借貸關係。乾隆時婺源人汪聖儀就曾經跟番商洪任輝交結,借領資本,包運茶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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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去鹽、典、茶、木四大行業外,其他行業中的貸本經營現象也很突出,很大一部分原因在於徽商出身貧寒者眾多,經商之初往往不得不以借貸充作啟動資金。明清之際的休寧人金聲說,徽州山多田少,“其勢不得不散而求食於四方,於是乎移民而出,非生善賈也……雖挾貲行賈,實非己貲,皆稱貸於四方之大家,而償其什二三之息”(康熙《徽州府志》捲8)。清人方承風也宣稱:“黟俗尚貿易,凡無資者,多貸於大戶家,以為事業蓄計。”金、方二氏之說互相印證,表明貧寒之士通過貸資來進行商業活動,是比較普遍的現象。


大部分貸資經商者,都要向債權人交納利息。只有當利息率低於商業利潤率時,貸資經商者才有利可圖。那麼在這種借貸關係中,利息率究竟是多少呢?明清兩朝都曾規定:“凡私放錢債及典當財物,每月取利並不得過三分。”也就是說,民間債務,月息應以3%為限。金聲說,徽商“稱貸於四方之大家,而償其什二三之息”(康熙《徽州府志》捲8)。這裡說的是年利20%一30%,摺合月利率為1.66%一2.5%。金聲的話本意是在強調徽人貸資經商之苦,談到利息率時只會就高不就低。即便如此,他所說的利息率也略低於月息3分之數,可見貸資經商者月息低於3分,大概是通行的規矩。徽商借貸的資金大多是在同鄉同族範圍內進行。債權人念及鄉族之誼,給債務人的貸款往往帶有某種資助與接濟的性質。明朝嘉靖、萬曆年間,徽商李廷芳一遇貧窮故交,便以錢銀助之,不計利息,因其資助重建家業者不計其數。清朝乾隆時,徽商鮑尚志起初家貧,以助人料理鹽務維持生計,母舅勸其自立,並承諾貸給他二百兩銀子,且不用償還利息,鮑尚志聽進了勸說,以此二百兩銀子起家。徽商間的這種不較息的貸款,雖不能說全是無息,但即便有利息,也是很低的。


正因為如此,徽州之善於經商者,往往能夠擴大商業利潤率與利息率的差額,通過貸資經商的途徑,使自己發家致富。光緒《婺源縣誌》里記載了當地很多鄉民利用貸資發家的故事:清朝婺源人詹漢家裡貧窮,20歲時開始貸資搞經營逐步積累了大量錢財;程鳴岐年幼的時候家裡非常貧窮,後貸資販運木材,逐步發家致富;李淖然年少時縫織手藝很好,性格又朴實誠實,人們都願意貸資給他經商創業,兄弟5人都掙錢成了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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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從伴生,合本求利合資經營

徽商獨資經營者固然很多,但隨著商業經營規模的擴大,商業競爭的加劇,往往需要巨額的資金才能應付裕如,不但小商小販獨力難支,即便是財力雄厚的富商大賈也往往力不從心,合資經商的現象應運而生。尤其是傳統的遺產均分制度,給當時徽商擴大經營規模帶來極為不利的影響。一個商人經過畢生努力,積累起巨量資本,成為“上賈”,但在他的兒子輩繼承父業後,產業均分,每人又重新淪為“下賈”。為了剋服這種不利局面,他們不得不採取合資經營的方式。


明朝萬曆年間,祁門鄭氏兄弟叔侄5人合資販運木材,不幸遇到自然災害,木頭被大水沖走,虧本900餘兩。“照原合伙議定分股,以做十二股均賠開派。各照單坐還各名下,再無異言。立此清單五紙為照。”據此合同,5人按原有股份攤賠,其中,鄭逢陽、鄭大前投資額分別占全部經營資本十二股的五股和四股,其餘3人各占十二股之一,每股攤賠76兩餘。合資人的權利與義務通過契約形式規定下來,表明當時的合資經營制度已經相當發達。


明代小說《留仙外史》中還有一段描寫徽人合資經商的故事:甲乙兩名徽商合伙經商,攜帶上萬的資產,在蘇州著名的商業街閭門外開設了一家布店,通過數年的經營,成為財雄一方的大富商。《初刻拍案驚奇》中也有一段徽人合資經商的故事:徽商金朝奉在浙江天台縣開當鋪,有一天他的舅子領著兒子阿壽,從徽州家鄉來,與金朝奉合伙開當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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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末纂輯成書的《新刻徽郡補釋士民便讀通考》中,記載了當時的“同本合約格式”,專供合資經營者在訂立合同文約時參考(見圖1)。當時徽商已普遍認識到合資經營對於擴大商業利潤所帶來的好處,“財從伴生”已成為徽商的共識,“合本求利”已成為徽商的常用做法。



入清後,徽商合資經營的現象更為普遍。在他們所經營的各行各業中,幾乎都存在著合資經營的事例。歙縣鹽商鮑志桐與家居仰山的堂兄合資經營,10年時間,積累上萬資產。婺源人汪啟遜與程姓商人一起做生意賺錢後,消掉自己的市籍,不再經商做買賣,不貪圖賺取更多利潤。清末九江是中國茶葉出口的重要商埠,在該埠從事綠茶生的,“徽州婺源人居多……且多屬合股而做”。這種“多屬合股而做”的現象大概也不僅是九江茶葉生意中特有的現象。


到了清光緒時,徽商程振之等5人合資經營糧食貿易所訂閱的合同文約,更是顯示出了合資經營制度的完備(見圖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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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合同中,不僅區分了商業利潤中的官利與紅利,而且對官利、紅利分配的時間都分別做出了明確的規定。合同中還載明,生意虧蝕則按股補足,對不履行義務的取消其股東資格,這比“神人共殛”之類的套話進步得多,也實際得多。

附本經商和職業經理人委托經營

徽人以資金委托他人代為徽人以資金委托他人代為經營的現象也相當普遍。這種委托經營的形式大體上可以分為兩種類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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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本經商

商人以自有資本為主,同時接受少量委托資金從事商業活動, 而這種少量的委托資金,在當時被稱作“附本經商”。明朝後期,祁門人程神保在外經商,他同宗的程揚和堂兄程貴通各以資金入股,程神保為他們提供了十年的利息。後來程貴通受災,程揚建議程神保不需要再給程貴通本金,因為在他看來,已經給了十年利息,賺夠了本,但程神保堅決不同意這麼乾。


徽商吳某在嘉興經商,他的僕人某甲自己攢了500兩銀子,想將這筆銀子附於主人資本中生息,又害怕主人生疑,就詭稱該銀是鄰居夏某所有。他對主人說鄰居夏某有一些積蓄,想跟主人您這理理財生點息,但又不想讓其他人知道這事,吳某信以為真,接受了這筆資金,經營數年,連本帶息共得1800兩銀子。某甲忽然暴病而死,吳便找來夏某對他說:你曾經托某甲在我這裡寄放的500兩銀子,現在賺了1800兩了,憑什麼我在這辛辛苦苦的替你賺錢,而你卻坐享其成呢?


表示不願意再用夏某的錢幹活,連本帶利一併交還了夏某。夏某平白無故得了1800兩銀子,成了暴發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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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朝黟縣人金華英善經商,其友範某的兒子不善於料理家產,範某便把幾十塊錢托付給華英經紀。數年後,範某的兒子果然耗盡家產。華英經常予以接濟。後來華英病重將死,趕緊找來範某的兒子,向他說明其父所托之事,並將經營所得歸還給他,範子於是得到了上千兩銀子。婺源人周通棄儒經商,鄰村人王某得了重病,而他的兒子王初喜尚幼,王某將周通請到病榻前,悄悄在周通袖子里藏了六十多兩銀子,表示以此作為孤兒寡母以後的生活資本,除了王周兩人,沒有第三個人知道這件事情。周通回到家後,專門立了個冊子,記下錢數和時間。王初喜長大後,沒有什麼生活來源,周通將他找到家裡,出示了詳細記載錢數的冊子,連本帶息如數交付給他。


在附本經商的經營形式下,委托人往往只有少量資金,又無人經營,便將資金委托他人,藉以取利。受委托人往往是財力較強又善於經商者,他們所接受的委托資金在其營運的全部資金中只占很小的一部分;委托人與被委托人之間往往是至親好友,受委托者接受委托,帶有對委托人幫助與扶持的性質。在這種情況下,委托人所提取的利潤比較豐厚,利率大概與受委托者的商業利潤率一致。程神保堂兄所獲十年之息,吳某的僕人以銀500兩附本經商,數年後竟獲得本利1800兩,金華英接受數十兩銀子的委托資金,竟以千兩銀子的利錢還給委托人,這些事實表明,被委托人對委托人幾乎是白盡義務的。正因為如此,受委托人有時也會報怨說:“公安得坐享厚利,而僕獨任其勞乎?”

職業經理人

被委托人自身並無長財或錢財較少,主要以委托人資金為主從事商業活動,這一類的被委托人類似於今天的職業經理人。清朝安徽休寧人汪棟,因為專心科舉考試,無暇顧及經營,他家典鋪只好另外挑選賢能的人來經營。清初休寧人朱文石客居蕪湖,有位富有的族人將資產全部委托給他經營,正碰到明清鼎革,戰火紛飛,朱文石想盡辦法守護這筆資產,遭遇城破虜掠,幾次險些丟了性命,最後還是履險如夷,將資產完璧歸趙,物歸原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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婺源人詹谷在上海崇明島為人幫工,主人因年老回祖籍,以全部資產相委托,不巧趕上太平天國軍起義,崇明島孤懸海外,道途梗塞近十年。詹谷竭力維持,生意興旺發達。後來主人之子來到崇明,詹谷將歷年出入市籍交還,涓滴無私。詹谷離去時,主人之子於薪俸外加贈四百金,詹谷堅決推辭不予接受。這一類型的委托經營中,委托人一般都相當富有,他們或因從事其他職業而無暇經商,或因能力不足而不善經商,或因年老多病、戰亂流離而不能經商,不得不將資金委托於具有較強經營能力的他人代為經營。在這種經營形式下,盈利由資本所有者獨享,虧損則由資本所有者獨當,受委托者一般可獲得較多酬金。


還有一些徽州大賈為提攜宗族子弟,往往將部分資金委托給他們去經營,藉以增加他們的收入,培養他們的經營能力。


明朝徽人王子承入蜀經商,族人子弟紛紛跟隨,王分授刀布(作者註:金錢),左提右挈,並充分發揮他們的特長,使他們各自有了不同的事業,而王子承卻從不居功自傲。徽人阮弼在蕪湖經商,家鄉的宗族親戚、富裕的親友子弟找上門來,阮都盡心竭力,誠心以待,充分發揮他們的特長,有經商才能的,提攜他們經商,能獨立創業的,以低息貸給資金,善於學習讀書的,給他們供應食糧,幫助他們學業有成,“材可賈,則導之賈;能獨立,則授之貲而薄其息;能從游,則授糈而冀其成”。(《太函集》捲35),結果這些人紛紛取得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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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這些例子中,委托人都是富商大賈,被委托者都是富商大賈的宗族子弟。大富商對宗族子弟授予資金,指導經營,盈利則薄取其息,虧蝕則寬其償。在這些優惠條件下,受委托的宗族子弟往往都能發財致富,逐漸走上獨立經營的道路。


明清之際徽商資金的組合形式雖複雜多樣,但都對徽州商業資本的消長以至徽州商幫的聚散產生了重大影響。商人採取不同的形式把他們的資金組合起來,形成了一個龐大的網路,幾乎使每個人都處於這個網路之中。他們之間因是同鄉同族的關係,互相信賴,互相支持,所以能把資金組合起來從事商業活動。而這種資金的結合,又反過來強化了他們之間地緣與血緣聯繫的天然紐帶。二者交互作用,遂使徽州商幫內部的結合更為牢固。徽州商人之所以能夠稱雄全國,與這種牢固性是分不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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